Feminism In Th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y
     Of China: The History, Actuality And Evolution
    
     中 文 摘 要
     作为一种理论视野和批评方法，女性主义思潮已经渗透入社会学科的诸多领域；同时，由于受到全球化浪潮与文化多元理论的鼓舞，女性主义理论也变得越来越具体，这一趋势促成了女性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引入。
    
     本论文运用历史的观点，追溯了中国女性主义思潮流变的时代背景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过程。并结合现实的社会语境，分析女性主义思潮与中国本土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相互对接的学科背景。
     在历史回顾和现实研究分析的基础上，作者于“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选取1994年以来关于媒介与女性的相关研究文章116篇为分析文本，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借用有说服力的数据，归纳和总结其主要议题及主要研究方法。
     以此为据，论文从文化分析的角度深入阐释了女性在媒介话语中“不被呈现”的原因，同时指出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在颠覆与建构之间所面临的困境。
    
     关键词：女性主义 新闻传播学研究 中国
    
     Abstract
     As a theoretical viewpoint and critical method, Feminism has infiltrated a good many fields of social subjects;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he inspiration of the globalization and the culture pluralism, the feminism theory tends to be more and more idiographic, which secure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research of feminism with th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is thesis ascends the changing times-background of Feminism in China, describing the linking course of Femin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ntegrated the real language-circumstance, it analyses the subject-background of the research. Based on the analysis above, the relevant papers published by CJFD during recent ten years(1994-2003), were collected and sampled as a study case.
     Through the ration, the thesis analyzes their main topics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Beside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ulture research, the thesis elaborates the deep-seated reasons of women’s aphemia in media, pointing out dilemma as a harassment which is between the subvers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for feminists of China today.
    
     Key words: Feminism,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hina
    
    
     前言 追寻失落的话语权力
    
     美国著名文化思想家伊安•艾斯勒（Riane Eisler）在其文化学名著《圣杯与剑》(The Chalice and The Blade)一书中指出，在史前时代，原始人崇拜的图腾雕像是雌雄同体(androgyny)的“伟大女神”，原始社会存在着一个男女两性伙伴合作的社会组织。在中国古代，也有女娲伏羲连体交尾图，同样说明了人类原初的完美状态是集男女双性于一体。这些考古学的成就说明在远古时代，“人”是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综合体，两性是和谐统一的。
     但当人类进入男性“菲勒斯”（phallus）中心主义时代，人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制造出来的”：“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于是，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1]这一版本的造人说中，女人只是男人的一根肋骨而已。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女性逐渐丧失了其作为“人”的主体性。换言之，“人”其实只是“男人”（man），而人类繁衍发展不可或缺的另一性别“女人”（woman），其存在的意义仅限于“男人的配偶”，是处于沉默失语的、被历史所遮蔽的缺席者。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性别压迫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女性反抗压迫、争取话语权力的努力也从未停息，它们如涓涓细流汇成江河，从星星点点到轰轰烈烈，女性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就是不懈抗争的硕果之一。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植根于西方后现代反主流文化的土壤，以当代西方女权运动为社会政治基础，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她”的波澜[2]。未来学家奈斯比特也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坚持认为“从男权统治走向女性崛起”将成为未来的八大趋势之一。
     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新闻传播学也自然不可避免的受到女性主义思潮的冲击，这同时也推动了新闻传播学研究向一个更高的理性深度和理论深度发展。但是，我们将女性主义批判引入新闻传播学研究时，不能忽视二者所共处的文化语境——全球范围内大众文化的兴起及其对人类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改造。处于转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可以说是社会成员思想态度与价值取向转型的集中体现，女性主义思潮和新闻传播学研究都在这一语境中变化发展，而我们所观照的正是两条动态曲线的交汇点——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
     本论文在历史回顾和显示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选取1994年以来关于媒介与女性的相关研究文章116篇为分析文本，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关注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
    
    
     第一章 历史的回溯
    
     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思潮，女性主义的产生是和历史上女性争取选举权、平等受教育权、同工同酬等权利的社会运动紧密相连的，这些运动成为女性主义思潮的历史基础和理论背景，但是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女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与西方有着很大的差别，其内涵与意旨也不尽相同。本章主要追溯中国女性主义思潮流变的历史背景及其与本土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相结合的现实语境。
    
    
     第一节 放逐边缘外的真实存在
     ——中国女性主义思潮的流变脉络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候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被提出来呢？
     ——丁玲《“三八节”有感》
    
     女性主义思想的历史可以一直溯源到公元前六世纪的古代希腊（被誉为“第十位文艺女神”的女诗人萨福，就曾在爱琴海中一个名叫Lesbian的小岛上开办女子学校、创作具有女同性恋色彩的诗歌），但直至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和社会思潮，才开始在欧洲兴起。而女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则是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事了。
    
     一、女性主义的主要发展历程
     1. 18世纪以来西方女性主义主要经历的两次浪潮
     第一次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女性开始走出家庭，直接参与到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之中。1792年，英国记者和翻译家玛丽·沃尔夫斯通完成了历史上第一部重要的女性主义理论著作《为女权辩护》。女性意识的觉醒，使得女性主义思想很快就传遍了西方世界。1848年7月19日，美国第一届妇女权利大会在纽约州塞尼卡·福尔斯村的一个教堂中举行，会上通过了《观点宣言》，呼吁“自然法则”，极力主张维护推翻（男权）专制的权利。这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思想统称为传统的女性主义，它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受到两次科技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之后，20世纪中期，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又掀起高潮。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源于美国，并很快传播到北美和欧洲的其他国家。它秉承了女性主义运动一贯的思想，反对传统的男女不平等，反对男性对女性的歧视和性别压迫；但是与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不同的是，女性主义者不再把批判的矛头单纯地指向男性，而是开始反思与自我批判。
     20世纪60年代至今，这种文化反思的趋势就更加明显。一方面，有关妇女问题的出版物大量涌现。到1971年，在美国已有超过一百种与妇女解放运动有关的杂志和报纸，更值得一提的是众多女性理论研究论著的出版，如贝蒂·弗里丹的《女性奥秘》(Feminine Mystique)(1963),凯特·米丽特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1970),舒拉米斯·费尔斯通的《性别辩证法》(Dialectic of Sex)(1970)等。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哲学就是从天地、日月、阴阳、乾坤的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的尊卑、内外、刚柔、贵贱的关系；儒学的创始人孔孟的重“人道”的伦理主义把这种秩序人道化和具体化了；到了汉儒那里，从天人合一、感应出发，论证“天不变，道也不变”的秩序的永恒性，从阴阳五行来求证“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宋代理学家从“太极”、“天理”来论证“三纲五常”的普遍性和“灭人欲”以“存天理”的必要性……，到了封建帝国后期，儒释道合流，多重文化构设将性别制度的不平等论证成天经地义的永恒真理。
     对于中国来说，女性主义的确是“欧风美雨”下的泊来品。封建社会中，由于传统的中国文化中的纲常伦理思想对女性的极大束缚，中国没有女性主义思想产生的先天土壤。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男尊女卑的观念在父权社会的种种典章制度中牢牢地确立起来，但是中国社会的性别不平等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几千年以来，“慈母”与“严父”这一对二元对立的概念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孝”这一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也赋予了作为母亲形象的女性以相当的家庭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中, 女性的才智和创造力只能体现在家庭这一私人领域中,发挥着“静能制动”,“柔能胜刚”,“无为而无不为”的家庭关系协调员的作用。但是，在家庭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国女性地位问题带有较大的模糊性和隐蔽性,中国男权社会对待女性的态度是复杂的,决非是卑微与低贱或至高无上所能涵盖的。中国的父权制性别制度作用下的两性关系呈复杂态势：父权制既有压迫、压抑妇女的一面，又有给妇女以生存空间甚至有妇女发挥能动性的机制的一面。因此，很难用一句话来断言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高低。
     此外，中国文化中的女性并没有背负上类似西方文化中夏娃那样深重的原罪，她们在男权社会中被当作一个卑弱的群体来看待。加之中国文化在众多学者那里属于阴柔与内倾的性质，在中国不太可能出现西方意义上纯粹、极端的女权主义思想。在女性主义自西方传入中国以后，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这一中国传统的思想的中庸改造。
    
     2. 引入期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积极探索着救国救民的真理的中国的革命者，始终维持着“西学东渐”的局面，“向外国学习”成为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所以，虽然当时社会动荡，民生无计，但较为开明的学术思想为国外各种“思想”和“理论”的传入提供了必要的头脑空间。此外，清朝末年，民族危机的上升使得民族主义逐渐在社会话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它强调“女子”在尽传统家庭责任的同时，还需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公民责任。这些，为中国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活动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外国女性主义思潮初入中国之时，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扫荡封建桎梏的思想解放运动。20世纪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为暗流汹涌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不少新鲜空气。当时国际上流行的各种“主义”，经由各种途径进入中国，其中就有以“男女平等”为核心内容的女性主义思想。它好比一个不大不小的石块，落入古井水中，激起圈圈涟漪。在它直接影响下，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中国女性文学，响应“个性解放”口号，塑造了许多从旧的封建牢笼里脱身而出的新女性形象，她们或追求婚姻自主，或崇尚爱情至上，或加入了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中，非常鲜明地印着那个如火如荼时代的烙印。
     从当时妇女报刊的兴起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新思想呼应着当时中国社会的妇女解放运动。1905年8月20日创刊的《北京女报》是我国最早的妇女报纸，它以“开女智、开民风”为宗旨，前后出版了近三年半，共1216期。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创刊于1907年1月，该报以妇女为主要读者对象，以争女权、争独立、争解放为宗旨，影响较大。这一时期，中国妇女报刊的内容十分丰富，涵盖范围也相当广泛，主要包括：“妇女解放的启蒙、妇女解放的实行、妇女问题的探讨、妇女生活的指导、妇女状况的调查与描绘、世界妇女的报道与介绍，以及妇女文学的表现等。” [5]
     从1905年《北京女报》创刊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妇女报刊一直是中国出版界的重要阵地。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地区这一时期的妇女报刊就有110种之多。虽然，这些妇女报刊涛生涛灭，存在的时间一般都较短[6]，但它们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女性主义思潮传入中国之时所激起的女性热情。
    
     3. 畸变期
     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想在经历了民族民主革命之后，就开始了特殊的“本土化”的变异，很长一段时期，女性主义沿着一种抹煞性别的“中性化”方向畸形发展，偏离了它的初衷。
     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并不是由独立的女权运动带来的，而是作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它是由整个中国的社会运动带来的。也就是说，20世纪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斗争的对立面不是强大的男女不平等的男性政治、经济、文化霸权，而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压在全体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因此，中国妇女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并不是中国妇女自己，而是她们的性别对立者——男性。中国近现代的女性解放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男人摆脱封建桎梏而寻求解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中国女性则是处于被动接受地位的“受惠者”。与其说是妇女解放运动，不如说是男人们的解放妇女运动，或是女性借助于进步男性的力量为处于弱势群体的自己呐喊一番而已。“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妇女解放成为从属于阶级斗争的议题，中国革命未能打破妇女受压迫的根基，从而也未能实现男女平等的目标。” [7]
     这一时期，男性是女性主义思潮的主要领军人物。比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为全体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同时，也在为全体女性同胞的解放而努力。当时在解放区以“婚姻自由”为标志的反对封建主义的家庭口号就给千万妇女带来崭新的命运。但是，当男性领导者积极倡导妇女解放的时候，女性自然以这些领导人为楷模，以男性倡导的思想武装自己。在不知不觉间，以男性的眼光来衡量自身的存在，以男性的尺度来测度自身的解放程度。这样就与女性主义思想的初衷相背离，女性的主体意识还是没有被激活。此外，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女性也没有时间去认真反思，在她们取得“男女平等”的同时，实际上忽略了女性自身特殊的自然本性与社会本性。
     新中国建立伊始，就将“男女平等”写入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注重妇女的社会性解放、无性别差异的平等权利，但是几十年“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等口号掩蔽了历史上形成的性别不平等制度和观念，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女性新闻人物也大多是一些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铁姑娘”、“女强人”。
     女性政治地位的提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弱势地位。而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在有关妇女的法律法规中则又更多地强调妇女的生理、生育的特点和作为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法律法规里种种对女性的特别“点名”，将妇女与儿童并列为受保护的对象，无形中又加深了女性作为弱者的印象。
    
     4. 发展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步与世界重新接轨，加入到全球化格局之中。“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存在着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的趋利倾向：一方面削弱了公众对性别歧视现象的敏感和批判能力，另一方面则潜移默化地强化了部分人群‘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的传统观念。” [8]中国的新闻媒介在塑造女性形象时仍然存在着男性话语权主宰的话语环境特征，且表现出性别角色表达传统化、社会角色展现外型化、审美评价相对模式化、群体位置弱势化等问题。妇女对传播媒介的掌控可能与男性相比十分有限，而传媒对妇女的形象表现和传播几乎一直处于误导状态。同时，妇女经由政策和法律所得到的权利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又在逐步失去。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束缚，社会上，包括妇女自身，对“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等存在一种简单化的认识，即将前者理解为“向男看齐”，将后者片面地等同于妇女走上社会参加工作，担任公职，等等。此类观点的产生源于政府常年实行的以男子的状况为基准的对妇女加以保护的政策，它所导致的妇女自立能力差、依赖性强、女性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薄弱等问题在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放松的情况下逐渐暴露。
     当代中国女性不容乐观的生存状态已经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随着国门再次渐渐打开，学术界的交流日益频繁，女性主义思想很快便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此时，西方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的高潮已近尾声，但是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声音日趋洪亮，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业已显露无疑。中国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经历了又一场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的“两性平等”也走出沉重的政治意义，女性的生存状况就像女性时装一样，摆脱了千篇一律的“蓝蚂蚁”（Blue Ants）。
     由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尤其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以来，和其他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研究一样，中国国内许多高校相继成立了许多妇女问题研究机构，如杭州电影》、《中国电视》、《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记者》）共占26.7％，略高于《妇女研究论丛》所占的23.3％，这八种期刊中出现的相关文章共占全部抽样范围的50％。分布如下表：
     期 刊 名 称 文章数目（篇） 所占比例（％）
     妇女研究论丛 27 23.3
     现代传播（北广学报） 7 6.0
     当代传播 6 5.2
     当代电影 6 5.2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含山东分院） 6 5.2
     中国电视 4 3.5
     新闻与传播研究 4 3.5
     小计 58/116 50
    
     3．主要作者姓名及其性别比例
     量化依照文章的第一作者性别进行统计，具体数据如下：
     性 别 男 女 合计
     样本文章数目 27 87 114*
     所占比例（％） 23.7 76.3 100
     〖注〗* 116篇样本中有两篇文章（《妇女与传媒》、《全国主要报纸有关女性报道的内容分析报告》）未注明作者，因此该表“合计”一栏以114篇样本为集合。
    
     样本中文章男性与女性作者的性别比例为1:3，并且分布较散乱，按照第一作者排序，同一作者名出现两次及两次以上的仅有四位，列表如下：
     作者姓名 样本文章数目 性别 单位
     卜卫 6 女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刘伯红 3 女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陈阳 3 女 中国人民艺术家所钟爱的题材选择，这些题材表现出的更多的是对社会的一种感受。”但是“对于女性应怎样,爱情是什么等,理性思考往往不够深入和充分。在表现自己的生存空间、人格体验时女性艺术家更多地把艺术当作心灵的释放,因此,她们的追求往往在感性的冲击下变得既虚幻又不坚定,其女性意识甚至不自觉地在公众意识的同化中消融。” [22]
     所以，我倾向于认为，电视剧在其叙事中对女性形象的新开拓，所表达的仍然是一种“女性重新拥有自身”的性别神话，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这种性别神话的广泛流传，有可能将“分量厚重的题材变成了通俗、言情的风月故事”，以温婉缠绵的所谓“女人味”掩盖或者忽略妇女的实际生存状况。
    
     第三，对新闻报道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文章虽然不多，但却很有分量，代表了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因此本文特地提出并加以评述。
     1995年为了了解妇女在中国新闻媒介中的地位，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首次组织了对中国主要报纸头版版面的内容分析，分析的报纸为1992年12月份和1993年12月份的《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中国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和《文汇报》。分析了这9家报纸1993年12月份的头版内容，统计结果是：《文汇报》有女性出现的报道最多，为17.6％，《中国日报》有女性出现的照片最多，为 44％，女性署名文章最多的也是《文汇报》，占34.1％，有女性出现的报道最少的仍为《经济参考报》，不足1％，《中国青年报》有女性出现的照片最少，不足1％，女性署名记者比例最低的是《人民日报》，为10％。[23]
     1998年徐媛在《女性在新闻中的存在——关于八家主导报纸新闻版新闻的研究报告》中，通过研究八家全国发行的重要报纸的新闻报道,分析主导报纸中新闻人物（新闻参与者）,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描述当前我国主导报纸中有关女性报道的现状,包括与男性相比较报道的比例、年龄和社会身份分布、在被报道事件中的作用等,并用性别视角考察这些指标所反映的媒介现实中女性的比例是否合理和平衡、是否存在和强化角色陈规定型等现象,为促使新闻报道朝着有利于妇女发展的方向变化提供了依据。她指出，我国的主流媒介对女性的报道的问题主要是:“女性新闻人物出现较少,有关她们的职业/身份也不尽合理和平衡；社会性角色以男性为主、家庭性角色以女性为主；权威性角色男性垄断,女性滞留在传统性辅助性角色中。” [24]由新闻报道所反映出的媒介现实中“男主外、女主内”、“男主女次”的性别角色分工,在客观上起着强化角色陈规定型的作用。
     刘伯红运用性别观点,对部分报刊性与暴力内容中对女性形象的描写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在这些报刊描写性与暴力的内容中,女性形象首当其冲地受到不同程度地歪曲和丑化,其负面作用是确定无疑且显而易见的。她在文章结尾部分说道：“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色情暴力作品中女性形象大量成为新的卖点(女性形象的商业化)以及色情暴力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扭曲反映,就是这种深刻的不平等的一种表现,同时,对色情暴力作品的讨论和在这些问题上的女性主义呼声,也可能预示着妇女解放进程中的一场更为深刻的革命。” [25]
     这一论述同样适用于媒介中女性形象的研究，仅仅认识到媒介中女性形象被扭曲的事实是不够的，它在揭示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同时，同样对女性主义研究提出了更深入的要求。
    
     2. 女性传者研究
     这一类研究主要可分为宏观与微观两种视角：关于中国女性新闻工作者的生存现状的探讨和关于中国妇女媒介的发展分析。
     第一，宏观视角的样本文章多用调查数据作为论证基础，虽然数量不多，却具有相当的高度与说服力。
     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课题组于1994年4月至1995年6月，在全国除台湾省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现状与发展情况作了抽样调查[26]。这次调查是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直接影响下，新中国第一次广泛、权威的关于女新闻工作者生存状况的调查。结果发现：中国的女新闻工作者约占新闻专业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并且享有与男新闻工作者同等的工作权利和获得同等报酬的权利；但女新闻工作者获得高级职务与进入决策层的比例都在10％以下，远低于男性新闻工作者。
     《传媒工作者社会性别观念和行为取向调查及对策的战略思考》[27]一文也从社会性别观念角度对江苏省传媒工作者的社会性别观念认知水平进行调查，尝试性分析了大众传媒工作者在不同社会性别观念支配下的社会性别行为取向。文章指出“传媒从业者社会性别认知水平与其社会性别行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个社会性别认知水平较低的媒体从业者，基本处于无社会性别观念行为的状态，其编辑工作也是无性别意识的；一个没有性别平等观念的人无论其如何掩饰其‘男尊女卑’的取向，这种意识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
     第二，个案分析主要以同近年来颇具影响的新闻事件密切相关的女性记者为参照，都肯定了女性报道者的作用，但对这一作用的评价并不一致。
     2001年在关于进军韩日世界杯足球赛的亚洲十强赛报道中，女性记者大放异彩，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但是女性主义者们却在喧哗背后产生深切的忧思：“虽然十强赛报道给女性报道者带来了量的剧增,然而在媒体对女性报道者的运用上,关注更多的是其‘女性’角色而不是 ‘报道者’角色。” [28] 女性传播者在十强赛新闻大战中的凸现热潮实质上是“各家媒体在以男权话语为主导的背景下，以女性的性别差异为出发点的新闻策划” [29]，将女记者完全等同于性别的符号，定位于男权中的一个循环节，而否认其作为一名记者的个体独立性和自主性，歪曲误读女性传播者在其位置所发挥的具有实质意义的作用。
     由此可见，前者从宏观层面整体把握传媒与女性的联系；后者则从对目前国内知名女性媒体或女性新闻工作者的具体关注入手，采用个案分析，观照中国女性新闻工作者的生存现状。
    
     3. 女性受众研究
     女性受众研究是我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中亟待加强的一个方面。
     零点调查公司曾于1998年10月对“人们以什么方式和途径获得信息”进行过一项调查。在调查的有效样本中,把获得社会新闻及信息“只是当平时的娱乐消遣”的女性占其调查总数的28.1%,男性只有19.7%；而“作为平时行为、决策的依据”的男性为8.1%,女性则只有6.6%。调查结果表明,“男性更多地注重社会新闻与信息的实用价值,而女性则更侧重于娱乐功能。” [30] 在2000年的11月和12月，北京师范管理”的当代中国媒体，其产品生产和销售同样执行着经济学中的“大数法则”（law of large number）和通用法则，即什么商品最好销，消费群最大，就生产什么；哪些商品投入小产出大，就着力经营哪些商品（新闻）。
     按照美国人斯梅塞的观点，在后工业社会的条件下，受众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商品，大众媒介其实就是这种商品的生产者（卖方），而广告商则是买主。这样，新闻及其他信息实际上是一种连结受众和广告商的“媒介”，诱使受众全神贯注地参与到传播活动中来，成为广告商所支持的媒介公司的社会化背影。[52]
     面对当前来势汹涌的市场化浪潮，无论是操作方式、运营模式还是编辑方针等，我国媒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市场经济中，媒介成为制造并销售文化产品的工具，为了能大量获取资本,即必须刺激受众的消费欲望，而根本的刺激方法便是“制造欲望”给受众，让受众觉得进行某种消费是必须的、理所当然的。
     为了迎合受众消费娱乐的欲求，媒介将作为“享乐文化”典型符号的女性形象极尽所能的进行夸饰。对于与女性有关的信息，媒介传播在文本上更多地提供那些供人消费而不是供人阐释的，供人娱乐而不是供人判断的报道；在形式上则更多地倾向于一些无深度无景深但却轻松流畅的故事、情节和图片，营造令人兴奋而又眩晕的视听时空。
     实际上，媒介对受众“制造欲望”改变的不是受众的肉体结构，而是其对物品、消费行为的意识形态，通过这一途径，媒介成功的将“消费娱乐”转化成为满足身体欲望的主要手段。追求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和人的权利，这一点勿庸置疑；但是，以消费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媒介传播，从满足男性的感官需要出发来界定女性美，仅仅把妇女当作审美对象或消费对象，潜在地将社会成员的自由意志具体到消费选择上来——它通过提供以“浪漫的个人主义”为基调的意识形态，这种“浪漫的个人主义”将人们的目光集中在浪漫、个人问题、流行音乐等消费活动上，并将个人“主体”与群体分隔开来。
     消费欲望和享乐主义对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分隔大大削弱了社会成员对于信息的批判能力，为了吸引消费，它对这种“美”进行利用和复制，从而也否定了女性在审美活动中的主体性和全面感受，限定了妇女的发展。
    
     第三，社会文化塑造了个体的性别意识，但在媒介文化中，女性自身的主客体关系遭到扭曲，因而很容易被性别成见所俘获。
     前文的分析回答了两个问题，即“受众为什么要看”和“为什么选择女性作为观看的对象”，那么，女性为什么会甘于这种被看的地位，本文拟从社会文化对个体成员性别意识的塑造入手来回答这一问题。
     性别意识是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和实践中形成的关于性别本质的认识，它强调一个人的性别观念是在对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反应中形成的，是后天受外界影响形成的，即一个人的性别意识是一种文化规范的结果。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因为覆盖面广、信息传递迅速而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文化的教导性决定传媒所表达的文化规范和价值理念，对受众思想意识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在建构女性形象的过程中, 媒介不同程度地带有对社会性别的预设和假想。传者如何对主题进行选择性陈述、如何表述其性别意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受众会根据传媒所构建的性别意义、模式和特征来进行自我塑造和性别意识的定位。
     美国女权主义理论家劳拉·穆尔维从性别意识的形成这一角度，将“被看的女人”一说进行了发挥,她认为男性主体是媒介文本的观者,而女性则是被观看的客体。其中，包含着三重意义的“看”:即男导演、男主角、男观众。需要解释的是,由于女性观众的审美经验基本已被男性社会所长期驯化,并主动地向男权投靠和认同,因此女性逐渐失去了她们自觉的女性意识，雄变为“男性观众”。男人看女人，女人看着她们自己被看，这不仅决定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决定了女人和她们自己的关系。显然，大众传媒中被异化的女性形象是为迎合男性口味和欣赏习惯及心理需求而设计的，女性在其中明显被置于对象位置，即主体被客体化了。这一主客体关系扭曲的直接结果便是一系列“性别成见”的产生。
     在一些大众媒介中,女性常以一种边缘角色的形象出现,要么是受害者,要么是害人者,受众看到的或听到的也大多是女性受伤的泪水和悔恨的叹息以及记者为之所表达的并不由衷的同情和惋惜。美国特拉华美术及设计版）》。
     [14]张雯：《女性主义、第三类女性与大众传播》，《现代传播》，2003年02期 第47页。
     [15]潘一禾：《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他》，《中国青年研究》，1996年06期，第21－22页。
     [16]徐敏，钱宵峰：《减肥广告与病态的苗条文化——关于大众传播对女性身体的文化控制》，《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03期 第22－29页。
     [17]童芍素、胡晓芸：《正视现实正确评价正面引导——中国大陆广告传播与女性问题的相关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第三期 第30－38页。
     [18]解玺璋：《新女性的神话：重新拥有自己——95电视剧女性形象评述》，《当代电影》，1996年05期，第93－96页。
     [19]胡志毅：《刻意挖掘当代中国女性的精神境界——电视剧<中国空姐>中的“女性意识”读解》，《现代传播》，1996年01期，第55－57页。
     [20]刘丽莎：《阅尽人间春色——电视连续剧<全家福>的女性形象》，《电影》，2001年01期，第46－47页
     [21]陈力：《近几年电视剧中女性意识管窥》，《中国电视》，1999年11期，第6－8页。
     [22]何祖健：《李少红电视剧女性意识两重性的文化学透视》，《当代文坛》，2003年02期，第86－88页。
     [23]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全国主要报纸有关女性报道的内容分析报告》，《新闻与传播研究》，